在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中，有些将领的婚姻经历颇为复杂，而经历最多婚姻的，或许是杨至成，他的一生竟有过五次婚姻。
在战争年代，杨至成被誉为军队后勤工作的开创者和重要领导者，有人称其为“红军的大管家”，可见其在后方保障工作的重要性。
杨至成的生活背景与许多将领截然不同，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大家庭，这让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显得尤为幸福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远比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伙伴们要幸运得多。
尽管他的家庭背景优越，但在大革命的浪潮中，杨至成选择了参军，成为川滇黔联军的一名军需官，并于黄埔军校五期顺利入学，在1925年加入了共青团。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时，他毅然决定转入共产党，选择了新的革命道路。
杨至成不仅参与了南昌起义，还积极参与湘南起义，随朱老总和陈老总前往井冈山，担任基层指挥员。在一次战斗中受了伤，这也让他再次与后勤工作有了密切的联系，负责管理伤病员，解决给养与医疗供应的问题。
展开剩余73%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部队的扩展，他的职务也随之调整，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部副官长、红军总兵站主任和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。他在苏区建立了许多工厂，为部队提供物资，确保了军队的后勤保障。
在抗战时期，他最初前往苏联接受治疗，后因某种原因滞留在乌兰巴托，直到1945年才随苏联红军回到东北，重新踏上许久未见的故土，并在东北野战军担任重要的后勤职务。
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杨至成的婚姻生活也经历了几次变迁。
他的第一任妻子陈春兰，是因父母包办婚姻而成婚，19岁时与18岁的杨至成结为夫妇，然而这段婚姻最终只维持了一年多便以破裂告终。
第二任妻子伍道清与杨至成志同道合。1928年，她19岁，他25岁，二人在井冈山缘分相聚，并孕育了一个孩子，但由于战乱，母子却失去了音信。
杨至成的第三任妻子彭慧媛是一名红小鬼，19岁的时候与他步入婚姻，但在红军长征的艰难时期，他们被迫分开，再也无法相聚。
他的第四任妻子钱家华是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。在当时的三大主力中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众多，她是在四川的家乡参军的。1937年，她19岁时与杨至成在延安成婚，原本可以携手共度余生，但因为1938年杨至成前往苏联接受治疗与学习，这段婚姻也被迫中断。
然而，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持续，杨至成无法及时归国，长期滞留在乌兰巴托，对妻子而言，多年的音信全无，无从知晓其生死，最终她选择了改嫁。
他的第五任妻子唐慧文是沈阳人，原是一名军队护士。在杨至成随苏联红军回到祖国东北并留在那里的过程中，通过贺诚的介绍，19岁的她嫁给了已43岁的杨至成。
他这五段婚姻的背后，皆因战争而生，换句话说，他是战争的受害者。如果没有这场残酷的战争，他也许和其他人一样，能够与妻儿携手共度日常生活，再不会经历如此多的波折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位年长的将领没有进入总后勤部，而是担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，这是当时八总部之一的单位。1957年，随着军队的精简，武装力量监察部被撤销，杨至成调入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，担任副院长和院务部部长。1962年，他又转任高等军事学院的副院长。
相比于许多上将担任大军区级正职的经历，他的职务似乎略显低调，但他并没有对此感到介怀，始终专注于自己的职责与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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